本报讯（ 记者  叶芳  通讯员  简文扬 ）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亚洲炎症性肠病学会(Asian Organization for Crohn’s and Colitis, AOCC)年会近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17个国家共902名代表参加，这也是AOCC年会在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相继举办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我国著名消化内科专家、亚洲炎症性肠病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前任组长胡品津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科医学部、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任本届大会主席。在对亚洲国家IBD未来的展望专场讨论中，胡品津教授作了题为《对AOCC未来的展望》的演讲，对于AOCC未来的发展，他提出机遇与发展并存的崭新理念。

胡品津教授指出，随着近十几年生活水平的改善，亚洲国家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也在迅速增高。IBD在治疗上既存在挑战更是机遇，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IBD的发病机制。他提到，“西方国家发现的与IBD相关的遗传基因在东方国家就没有相关性。而在东方国家发现的致病遗传因素又有很多与西方不一样。因此，可以通过对比东西方的差异，进一步寻找病因。”

胡品津教授重点讲到东西方国家间IBD治疗中对于生物制剂的不同考虑。他提出，AOCC的发展要结合亚洲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目前，在西方国家生物制剂使用得很广泛，并被认为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这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洲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费用太高了。“顽固性的IBD病人用生物制剂来治疗病情很有可能控制住。但是人没有亡，家已经破了。所以对这种病人，我们需要考虑自己补充或者替代的方法。”

胡品津补充道，生物制剂在东方不能很好应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发病率很高，比如乙型肝炎和结核病。如果用生物制剂治疗，这些病很容易复发。这是治疗的危险性，也是必须考虑到的。所以整个用药过程必须有全程的监测，这就需要医务工作者在借鉴西方先进发展思路的同时根据亚洲当地国情，化异为利，个性发展。无论如何，他认为AOCC将会促进亚洲国家间的合作研究。

胡品津表示，全世界IBD国际合作的典范是欧洲的ECCO，AOCC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AOCC的发展与欧洲国家是不同的，需要在借鉴和吸收欧洲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亚洲发展新道路。